杭州也有一位响当当的“听证专业户”——74岁的崔盐生。在10年时间里，他参加过省市两级共32次听证会，在会上频频“放炮”。
7次涨价6次反对
“我刚看完今天的《浙江日报》。现在我每天要看10几份报纸，多了解点信息。有时候出去漏看了几天，回来还要补课。”崔盐生一边解释，一边递给记者一张红色的名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参加过的听证会。
说起第一次参加听证会的经历，崔盐生依旧记忆犹新。2000年8月26日，杭州召开了《杭州市公园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当时杭州大大小小的公园都要收费，从5块到20块不等，对百姓来讲负担挺重。崔盐生顶着烈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骑车跑遍了西湖周边的公园，不厌其烦地征询游客对公园门票的看法。
经过仔细的调查，听证会上，他亮出了犀利的观点。“公园就是给市民休闲的场所，应当降低公园门票，最好取消门票。”
2002年开始，杭州大部分公园免费对市民开放，这给了崔盐生很大鼓舞。“我相信政府很重视我们老百姓的意见，听证会并不是走过场。”
之后，崔盐生一旦在报纸上看到感兴趣的听证会，就马上报名。截至2010年底，崔盐生共参加了32次听证会。
10年的听证路，让他留下了许多畅快淋漓的脚步。2009年4月29日，他参加了《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从吸烟的弊端讲到控烟的必要，再谈到控烟的可行性，崔盐生15分钟的发言一气呵成。会上，他提出的“散卖香烟，杜绝行贿”显得创意十足。这次听证会过后，“犀利爷”的名号不胫而走。
崔盐生参加过有线电视涨价，出租车涨价，天然气涨价等7次价格听证会，6次投了反对票。“我们代表老百姓参加听证会，当然要反映老百姓的意见。”仅有的一次支持出租车涨价，崔盐生也有理有据：“我都是经过对比调查的。首先，杭州的出租车数量在全国范围内算少的，现在也不过8600多辆，供需矛盾比较尖锐，提价也有一定道理；另外这次调价是把起步价从10元4公里改成10元3公里，还在大多数人可承受范围内，所以我投了赞成票。”
为民发声，责无旁贷
搜索崔盐生在听证会上的照片，头发花白、目光炯炯，大多是精神抖擞，情绪饱满的。讲到激动处，还会加上“颇有范儿”的手势。他回忆起7年前的一场交锋激烈的听证会。
“2004年6月29日，我参加了一场关于浙江省居民用电价格的听证会，出席的主要是普通消费者代表和电力公司代表。会上针锋相对，争得不可开交。电力代表一直强调发电的原材料在涨价，所以电价也应该涨；我说虽然浙江的电价在全国范围不算高，但电力公司并没有亏损，甚至盈利很多，为什么还要涨价？要涨价，你们必须拿出亏损的证据！在我们消费者代表的强烈反对下，电价涨幅缩小，并且采用了梯度收费，把原先“一刀切”的收费方式改进得更为科学。”
崔盐生说，退休之前，自己在杭州机床厂担任工会干部，走访过很多职工，对那些生活窘迫的困难群体感情很深，并由此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困难群体需要有人替他们说话。退休之后，他便责无旁贷地当起了这个代言人，在各个听证会上，积极地“为民发声”。
他说，每次参加听证会之前，自己都有一套复杂的准备流程。首先是准备资料，“如果听证会讲的是出租车价格，那我就把全国的情况都了解一遍”；其次是征求身边的亲朋好友，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意见。“我家庭条件不算差，稍微涨一点价对我影响相对不大，但对于低收入的人群来说就很要命，我得为他们多考虑。”搜集完足够的材料和意见之后，他会把这些内容整理成提纲，然后在家中掐着表说上几遍。听证会发言时间一般限制在8分钟，准备充分的崔盐生每每都能拿捏精确，10年下来，练就了一套纯熟的演讲功夫。
“在服装上，我也是一丝不苟，冬天必定是西装笔挺，夏天也尽量穿的正式。听证会是大多数老百姓直接参与决策的唯一平台，责任感驱使我绝对不是去走过场的。那么多人想参加都参加不了，我怎么能‘打酱油’呢？”
希望更多年轻人参与
说起最近在网络上饱受争论的成都“听证专业户”胡丽天大妈，崔盐生感触颇多。
“我很钦佩她的精神。现在主动参加听证会的女同志实在太少了。她每个月只有1000多块的退休收入，为了到北京参加一次听证会，就花掉了3个月的退休工资，精神可嘉。我不认为她是网友说的‘托儿’。不过我看了几次她的投票，有几次她对于涨价投的赞同票，我是不太同意的，我觉得还可以更多地考虑一些底层老百姓的呼声。”
“制度的完善需要一步一步来。”走过了国内的许多地方，崔盐生认为浙江的听证制度比较完善，但也有一些问题，年轻人参与听证会的热情还是不够。“参加听证会的大多是我们这样的退休老头和一些中年人。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有参与热情，但很多人只会在网络上表达。其实听证制度是个很好的释放渠道，但目前新鲜血液太少了。希望有更多思想活跃、有学识的年轻人加入听证代表的行列，反映百姓心声。”
公开，是听证原则
“公开，是听证会最重要的原则。”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湛中乐就胡丽天多次当选听证代表引争议一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一些涉及利益调整、特别是像公共服务产品价格调整这样的问题上，肯定会存在对立意见。此时听证会的作用，就在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听取各方呼声，表达各方观点。因此，扩大听证会参与人员的代表性、遴选的公开性尤为重要。代表的遴选过程，一方面要充分鼓励、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考虑代表的收入、职业、专业知识等背景，以保证每个群体都能行使相应的话语权。”
杭州也有一位响当当的“听证专业户”——74岁的崔盐生。在10年时间里，他参加过省市两级共32次听证会，在会上频频“放炮”。
7次涨价6次反对
“我刚看完今天的《浙江日报》。现在我每天要看10几份报纸，多了解点信息。有时候出去漏看了几天，回来还要补课。”崔盐生一边解释，一边递给记者一张红色的名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参加过的听证会。
说起第一次参加听证会的经历，崔盐生依旧记忆犹新。2000年8月26日，杭州召开了《杭州市公园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当时杭州大大小小的公园都要收费，从5块到20块不等，对百姓来讲负担挺重。崔盐生顶着烈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骑车跑遍了西湖周边的公园，不厌其烦地征询游客对公园门票的看法。
经过仔细的调查，听证会上，他亮出了犀利的观点。“公园就是给市民休闲的场所，应当降低公园门票，最好取消门票。”
2002年开始，杭州大部分公园免费对市民开放，这给了崔盐生很大鼓舞。“我相信政府很重视我们老百姓的意见，听证会并不是走过场。”
之后，崔盐生一旦在报纸上看到感兴趣的听证会，就马上报名。截至2010年底，崔盐生共参加了32次听证会。
10年的听证路，让他留下了许多畅快淋漓的脚步。2009年4月29日，他参加了《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从吸烟的弊端讲到控烟的必要，再谈到控烟的可行性，崔盐生15分钟的发言一气呵成。会上，他提出的“散卖香烟，杜绝行贿”显得创意十足。这次听证会过后，“犀利爷”的名号不胫而走。
崔盐生参加过有线电视涨价，出租车涨价，天然气涨价等7次价格听证会，6次投了反对票。“我们代表老百姓参加听证会，当然要反映老百姓的意见。”仅有的一次支持出租车涨价，崔盐生也有理有据：“我都是经过对比调查的。首先，杭州的出租车数量在全国范围内算少的，现在也不过8600多辆，供需矛盾比较尖锐，提价也有一定道理；另外这次调价是把起步价从10元4公里改成10元3公里，还在大多数人可承受范围内，所以我投了赞成票。”
为民发声，责无旁贷
搜索崔盐生在听证会上的照片，头发花白、目光炯炯，大多是精神抖擞，情绪饱满的。讲到激动处，还会加上“颇有范儿”的手势。他回忆起7年前的一场交锋激烈的听证会。
“2004年6月29日，我参加了一场关于浙江省居民用电价格的听证会，出席的主要是普通消费者代表和电力公司代表。会上针锋相对，争得不可开交。电力代表一直强调发电的原材料在涨价，所以电价也应该涨；我说虽然浙江的电价在全国范围不算高，但电力公司并没有亏损，甚至盈利很多，为什么还要涨价？要涨价，你们必须拿出亏损的证据！在我们消费者代表的强烈反对下，电价涨幅缩小，并且采用了梯度收费，把原先“一刀切”的收费方式改进得更为科学。”
崔盐生说，退休之前，自己在杭州机床厂担任工会干部，走访过很多职工，对那些生活窘迫的困难群体感情很深，并由此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困难群体需要有人替他们说话。退休之后，他便责无旁贷地当起了这个代言人，在各个听证会上，积极地“为民发声”。
他说，每次参加听证会之前，自己都有一套复杂的准备流程。首先是准备资料，“如果听证会讲的是出租车价格，那我就把全国的情况都了解一遍”；其次是征求身边的亲朋好友，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意见。“我家庭条件不算差，稍微涨一点价对我影响相对不大，但对于低收入的人群来说就很要命，我得为他们多考虑。”搜集完足够的材料和意见之后，他会把这些内容整理成提纲，然后在家中掐着表说上几遍。听证会发言时间一般限制在8分钟，准备充分的崔盐生每每都能拿捏精确，10年下来，练就了一套纯熟的演讲功夫。
“在服装上，我也是一丝不苟，冬天必定是西装笔挺，夏天也尽量穿的正式。听证会是大多数老百姓直接参与决策的唯一平台，责任感驱使我绝对不是去走过场的。那么多人想参加都参加不了，我怎么能‘打酱油’呢？”
希望更多年轻人参与
说起最近在网络上饱受争论的成都“听证专业户”胡丽天大妈，崔盐生感触颇多。
“我很钦佩她的精神。现在主动参加听证会的女同志实在太少了。她每个月只有1000多块的退休收入，为了到北京参加一次听证会，就花掉了3个月的退休工资，精神可嘉。我不认为她是网友说的‘托儿’。不过我看了几次她的投票，有几次她对于涨价投的赞同票，我是不太同意的，我觉得还可以更多地考虑一些底层老百姓的呼声。”
“制度的完善需要一步一步来。”走过了国内的许多地方，崔盐生认为浙江的听证制度比较完善，但也有一些问题，年轻人参与听证会的热情还是不够。“参加听证会的大多是我们这样的退休老头和一些中年人。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有参与热情，但很多人只会在网络上表达。其实听证制度是个很好的释放渠道，但目前新鲜血液太少了。希望有更多思想活跃、有学识的年轻人加入听证代表的行列，反映百姓心声。”
公开，是听证原则
“公开，是听证会最重要的原则。”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湛中乐就胡丽天多次当选听证代表引争议一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在一些涉及利益调整、特别是像公共服务产品价格调整这样的问题上，肯定会存在对立意见。此时听证会的作用，就在于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听取各方呼声，表达各方观点。因此，扩大听证会参与人员的代表性、遴选的公开性尤为重要。代表的遴选过程，一方面要充分鼓励、吸引社会公众参与；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考虑代表的收入、职业、专业知识等背景，以保证每个群体都能行使相应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