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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个朋友的心路历程:中国房改该吃什么“药”?

发表于2005-11-29
老邱与我差不多同时到加拿大,他聪明勤奋,运气也好,留学时一路奖学金,毕业后也很快找到一份“白领”工作,并顺利地拿到加拿大的移民纸。但他有一个“怪僻”:与其他中国大陆“白领”移民不同,他工作多年后,仍一直租房,就是不肯买房。

谈起不买房的理由,老邱的解释也很“怪”——他既非缺钱,亦非攒钱另作它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是不想让开发商和大银行赚这个钱。”

在老邱看来,靠开发房地产赚钱的开发商和靠房屋抵押贷款赚钱的大银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

噢,我忘了事先交待一句了:老邱常常自嘲,在中国时,他的经济地位是个“贫下中知”,但思想倾向却是个“右派”;在加拿大毕业工作后,他经济地位升至“小资”,思想倾向却转变为“左派”。

我知道老邱心路变化的由来。

其实,大部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国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自命思想“右倾”,但却是在住房公有制、单位低租分房的环境中长大的,而来到西方生活,他们感受到的最大的“文化震荡”之一就是:再也没有“单位分房”了,欧美租房固然很贵,但买房的钱更是一笔天价,对刚刚找到工作的工薪阶层人士来说(不管“白领”还是“蓝领”),用现金买房无异于“痴人说梦”,要想买房,唯一的选择就是向银行贷下巨款购房,然后再连本带利,偿还银行贷款。

老邱曾对我说过:“在西方,租房是向房东租房,买房是向银行租房。”他坚持不肯买房的逻辑是:虽然租房的租金也会占他日常花销的很大一部分,但如果买房,他就不仅会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盘剥对象”,而且还会毕生成为大银行的“还债奴隶”。
发表于2005-11-29
那么,对这么一种代价不菲的生活必需品,是完全交由市场来摆布,还是完全交给国家来掌控,还是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干预为辅呢?

从已知的人类实践来看,由国家完全调控、分配住房的尝试无一成功:权力分房制不仅无法实现社会公正,而且造成了严重的住房短缺。房改前的中国住房状况就是一例。

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即使是辅助性的国家直接干预,也常常以失败而告终。

加拿大就是一个住房市场化为主、福利性住房补贴为辅的国家。在我曾经住过多年的多伦多市,市政府为了扶助买不起住房的低收入家庭,而提供一些廉租房,但政府财力有限,廉租房供不应求,申请者要排队等待多年才能等到一次机会。由于廉租房比市场租价便宜许多,这种房租双轨制还引致了许多舞弊事件:某些廉租房的租客把公寓中的一间或几间按市场价转租他人,当起了“二房东”。

英国的廉租房制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弊端,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期间的保守党政府为了革除这种弊端,曾作价把廉租房低价出售给租客,但即使是这种改革也引出另一种弊端: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的金钱买下政府廉租房的前租客,不久后又以市场价转售他人,狠狠地赚了一笔。无论中外,只要存在着双轨制,就会有人从中牟利。

中国也有扶助低薪阶层的“经济适用房”,但一来供不应求,申请者为求一个房号全家接力排队、甚至搭起帐篷通宵达旦排号的故事时有所闻,二来造假现象层出不穷,据说还有宝马车车主住进“经济适用房”的奇闻。

但完全听任住房这种生活必需品在市场风浪中随波逐流,也不可取。政府直接介入“球场”踢球,固然属于角色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于楼市无能为力,无事可做。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土地审批、调整利率、征收物业税等间接手段调节房价,也可通过降低开发商准入门槛、增加竞争、限制垄断等方法来减少房地产业的暴利。竞争增加了,就会有人从事低端房地产市场的开发,以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

房改在中国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公愤,原因很多:如官商勾结垄断市场,开发商牟取不当暴利,海外热钱炒高楼价,无人开发低端市场等,但也不能否认,由于中国在短短的时间内由单位廉租分房制迅速转变为高房价的畸形市场化状态,许多人难以接受种种确实不公正的现象,并因此归咎于住房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市场化改革为不健全市场的弊病背了“黑锅”。
发表于2005-11-29
离开加拿大来到英国后,我与老邱失去了联系。前一段时间,老邱不知怎么搞到了我的电话号码,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聊天过程中,我笑着问了一句:“你现在是不是还坚决不买房?”

出乎我意料,老邱很认真地说:“我已经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正考虑买第二套,作为一种投资吧。”

“老邱,你怎么也心甘情愿,当起了大银行的‘还债奴隶’?”我忍不住这样问他。

老邱也笑了:“你去英国后,我继续租房,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但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不想当银行的奴隶,我就得当一辈子房东的奴隶。入乡随俗,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你要不想永远当输者,你就要按照他们的规则,与他们玩游戏,这样你才有胜的可能。”

老邱停顿了一下,突然问我:“你知道维持西方社会稳定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一头雾水:“不知道。”

“一个是精神因素:宗教,另一个是经济因素:就是房产。”老邱一本正经地在电话中说,“中国古人就说过,无恒产者无恒心。过去,我常常感到奇怪,西方这么自由,这么多元,怎么没有导致社会解体呢?后来我才知道,大概正是因为房产特别昂贵,大部分人都必须长期负债才能最终取得一个栖身之处,所以,这个相对自由、混乱的社会,才具有了某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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